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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英语专业学生翻译的尴尬你们准备好了吗

    时间:2012-07-27 15:45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
    英语专业学生翻译的尴尬你们准备好了吗

    7月21日,翻译家王永年在北京去世。这位曾经翻译过《欧·亨利小说集》、《十日谈》、《在路上》、《博尔赫斯全集》,被许多人评为正确、精确、明确的翻译家,在去世的时候,“除了至亲好友,很少人得到消息。直到两天之后,人们才逐渐听说,又一位翻译界的老前辈离开了。”

      翻译的尴尬,不仅仅表现在一位老翻译家的身上,近年来,诸如译者收入微薄、译作质量下降等说法时有耳闻,究竟翻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?翻译又出了什么样的问题?中国翻译协会社科翻译委员会副主任李河说:“一个半世纪以来,中国的学术是翻译支撑下的学术,翻译活动和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脉络息息相关,在中国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,功不可没。然而,翻译在近年来的待遇却值得思考。”

      一个是道,一个是术

      记者:一直有担忧当前翻译状况的声音,您怎么看?

      李河:今天,像严复、林琴南那样特别的翻译大家,当然不容易找到。但这并不能说今天的翻译一无是处。我们看翻译家,有两个方面,一个是道,一个是术。术的方面,比如外语很好,翻译认真严谨,非常准确流畅等,如王永年这样的翻译家。而道的方面则不同,在不同的阶段,有些翻译家往往代表了一个时期,比如严复,他的翻译本身并不是完美得无可指摘,现在台湾有一些论文也在谈严复翻译中的问题,但是,严复的真正价值,一方面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翻译的理论,另一方面在于他开启了一个时代,严复之前,翻译多是着重于自然科学、技术层面的内容,从严复开始,翻译涉及人文学科、社会学科、包括政治理论的著作。所以,要评价这样的翻译,不仅仅是翻译本身的问题。

      翻译是观念和思想的转换

      记者:怎么看今天的翻译和当年翻译的区别?

      李河:和二十世纪初相比,今天做翻译的人并不少,翻译的作品也不少,甚至更多。不同在于,那个时代做学术的,比如梁启超,或本身就做翻译,或非常关注翻译。在那个时代,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,从小受中学的熏陶,后来又深感西学的启蒙之功,所以对于翻译非常重视。所以,那时的翻译家,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翻译,更重要的是他们得风气之先,还有引领潮流的作用。

      记者:他们有什么是和现在不同的?

      李河:那个时代有一种信念,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来开启民智,所以,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换,更是观念和思想的转换。有这样一种虔诚在里面,自然容易出精品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,翻译开始产业化、工业化,粗制滥造的也就多起来了。

      离不开翻译的中国文明

      记者:翻译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何在?

      李河:要评价严复那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的翻译家,就要从整个翻译的历史看起。中国翻译史上,有两次大规模的,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骨干构架的翻译大潮。第一次是汉代开始,到宋代以前800年间,主要是佛经的翻译,这种大规模的经典转移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,这个时代,不仅是民间,官方也一直有专门的翻译机构,比较知名的翻译家,有玄奘、鸠摩罗什等,这800年的佛经东传,对中国文明产生了骨架性的影响。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印度文化的翻译,真正开始有规模地和西方文明接触,是从明代开始,主要代表有利玛窦、汤若望等,不仅把西方文献译成中文,同样也把中国经典翻译到欧洲,基本上是内向外向均等,并没有对中国文明产生骨架性的影响。

      记者:那么第二次是否就是近代以来的翻译?

      李河:从鸦片战争开始,到新中国成立前,这是第二次对中国文明产生骨架性影响的翻译大潮,大概有几个阶段。最早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以后,同文馆的设立,同文馆主要是培养翻译的机构,除此之外,它还教授西方的科学、地理、历史等,后并入京师大学堂,也就是北大的前身。当时同文馆不仅北京有,上海、广州也都有,和现代大学的起源有很密切的关系。第二阶段,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,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,如严复、张元济,甚至梁启超等,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,翻译要开启民智,出现又一次翻译的高潮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,一方面是马列编译馆,主要出版马列著作,另一方面则是商务印书馆,主要翻译西洋哲学。“文革”后又一次出现翻译的大潮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大量的西方人文社科著作被翻译过来,一度形成风潮。

      如丘吉尔评价英国皇家空军的话一般,“从没有如此少的人对如此多的人做过如此大的贡献,但却得到如此低的评价和如此吝啬的褒奖”,李河说,翻译在中国,也可当得起如此评价,但还要加上一句话,“却得到如此低的待遇”。他说:“那些一辈子矢志于翻译的人,他们的生活,他们获得的社会评价,从未如此低下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,整个社会都受惠于翻译,却给翻译这么低的待遇,逻辑上也很奇怪。”  所以,李河认为,对于翻译,技术、质量层面的批评,还是其次,更重要的是,反思翻译在当前社会中的尴尬处境,或许才能发现翻译真正的问题所在。

      翻译支撑下的现代

      记者:近代以来的翻译活动,其意义何在?

      李河: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现在,一个半世纪以来,中国的学术都是翻译支撑下的学术,不仅学术,现代学校的建立也深受翻译活动的影响。可以说,翻译活动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,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基本骨干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,如同梁启超他们所提倡的,翻译要开启民智,实际上,这种启蒙式的作用,确实变成了事实。

      记者:具体的表现在哪里?

      李河:比如说,概念、名词。翻译提供的不仅是内容、情节,它还大量提供概念,也就是名词,许许多多传统汉语中所没有的概念和名词,通过翻译活动出现在语言之中,可以说,现代汉语中的各种理论术语,超过80%是外来的,是因为翻译而诞生的。这说明中国文明在从一个大的传统文明向当代文明转变的过程中,翻译功不可没。例如,一个人说“我是中国人”,150年前和150年后,这同样的一句话,其内涵是完全不同的,150年前,说“我是中国人”,可能他脑子里除了四书五经、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这些东西之外,少有其他的概念。但是现在,一个人,从小学到中学,到大学,所有接触的知识、概念、信息等,大部分都是外来的,他说“我是中国人”,肯定和150年前完全不一样。我做《世界哲学》的时候,曾有个在封面上登了很多年的话题,“谁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?”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些是大师、伟人,但是我觉得,翻译、翻译家,绝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      翻译的作用不比发明小

      记者:常有人批评今天的翻译不尽如人意,是否如此?

      李河: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,这十几二十年的翻译,确实有一些值得担忧的问题,学术评价不高,稿酬不高,产业化、功利化的影响,使得翻译的处境有些困难。如人文社科方面的翻译,在量上毫无疑问是增加了,但是质肯定在下降,有剽窃的,以翻译当作著作,还有粗制滥造的,如“常凯申”、“孟修斯”这样的笑话也不少。

      记者:为何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?

      李河:从产业化方面说,许多出版机构的逐利行为,导致好的翻译人才很难留住,一方面翻译报酬很低,另一方面,对外买版权的时候,往往要买断,但是翻译机构买断后常常忙于他事,合同到了时限的时候,又匆忙翻译,很多国外的名著因为这个原因被翻译烂了,别人还不能翻译了,因为他买断了。从体制上讲,对翻译的奖励和认可很少,学术体制中,翻译是不计入学术成果的,这导致许多做学术研究的人对翻译不重视,虽然呼吁很多,但没什么效果。国家对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中都有各种表彰、奖励,但是那些勤勤恳恳的资深翻译家,看不到谁表彰他们,其实他们的作用一点儿也不比发明发现小。丘吉尔评价英国皇家空军的话“从未有过如此少的人对如此多的人做出如此大的贡献”,用在中国的翻译上也同样合适,但却还得加上一句,“却得到如此低的待遇”。关键是在整个社会如此受惠于翻译,却给翻译这么低的待遇,逻辑上也很奇怪,我想还是心结难解,不是不能,而是不愿意。

      外语教育无助于翻译

      记者:有人说我们这个全民学外语的社会,却难有好的翻译家,问题在哪里?

      李河:对于翻译,也一直有批评和反弹,有人觉得我们依赖翻译太多,应该多做自己的学问,不能“言必称希腊”。这种说法有其道理,翻译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复制,所以不能光有复制,光跟在别人后面,也要有自己的思考。这种说法固然没有问题,但是说翻译过度,却绝对是错误的。

      记者:错误在哪里?

      李河:首先,一个半世纪以来,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学习性的民族,否定翻译之功,其实是丢掉学习的传统。其次,外语教育无助于翻译,并不是学外语无用,恰恰相反,究竟我们是怎么学外语的,这才值得思考。

      记者:外语教育一直有人反对。

      李河:我觉得关键还是教育理念的问题。我们的外语教育,只教术,不教道。比如说王永年,他是圣约翰学校毕业,很多像他这样从教会学校学习过的人,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,而是整个西方文化。而我们的外语教育,一个学生英语专业本科毕业,甚至研究生毕业,学了一肚子语言,但是对于西方的文化、思想、哲学等著作,可能连一本都没读过。对那些著名的作者、思想家,和他们的作品,可能一无所知,这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外语,更不用说翻译了。所以,我们的教育是纯粹从工具意义上理解语言,没有思想、文化这些道的层面的交流,这种语言是死语言,毫无用处。所以,才有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,学了十几二十年外语,却觉得无用。所以,真正要思考的,是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外语却没用,语言不是工具,文以载道,道没了,只剩了外壳,又用这些外壳教育下一代,最后连皮毛都没有了。

      从未被翻译的作品

      记者:除了教育的因素之外,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翻译的困境?

      李河:要说比较重要的,我想,我们翻译了很多著作、作品,但有一个最重要的作品没有翻译过来。

      记者:什么作品?

      李河:那就是学术体制,学术体制也是一个作品,而且是公共性非常强的作品。在学术的研究中,不仅要有个人的思考和观点,还要有学术共同体。我们的学术共同体,是集体自言自语,研究者之间互相绝口不提,不会互相援引、批评。有人说我们的学术研究言必称希腊,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,其实也是学术共同体没有被翻译过来的结果。在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中,学者之间肯定会互相援引、批评彼此的观点,这样有助于互相促进,最终推动学术的发展。但是我们学者开会写文章,一引用就必然是西方,周边的人绝不会引,不引的原因可能有两个,一个是不承认,另外一个是觉得翻译过来的学术才是真学术,身边熟悉的研究者做的学问水准不高。不论是哪一种,其实都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自言自语,因为你援引西方的学术,赞同也罢批评也好,人家根本就不知道,而周边学者的成果,却无人援引、批评。所以,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,是我们最需要翻译过来的,却恰恰从未真正翻译过来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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